人类历史就像竹子，一段时间一小结。年底常常是集中回顾过去、展望未来的时候。又近年底，像去年一样，各大文学刊物纷纷推出改版新设想。那么，去年那些先走一步的改版者，他们现在生存状态怎么样？他们对当下涌动的改版热潮又持什么看法呢？为此，记者采访了去年改版的四家文学期刊负责人，他们分别是《小说家》执行主编康伟杰、合办《作家》的全景文化发展公司的艺术总监夏商、《青年文学》主编李师东和《母语》主编王静仪。
记者（以下简称记）：请你介绍一下去年的改版情况。
康伟杰（以下简称康）：好的。去年我们有过一次改版行动，原计划是把《小说家》改为一份大文化杂志，我们策划了“给20世纪文学结帐”，在这个大题目下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等理论性文章。但订数却下来了，还有一些读者来信来电话说，你们怎么改了也不说一声。他们不喜欢，不高兴。所以改了三期后我们又改回来了，还是以发小说为主。
记：当时改版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？事先作过什么读者调查吗？
康：没有，那时候不是世纪之交吗？大家都在改版，这对我们冲击很大，再说文学杂志日子又普遍不好过，我们也很着急，又确实有些迷茫，想改变，又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不知道期刊的路该怎么走，于是就想尝试一下，就跟着改了。其实主要还是跟风。
记：《小说家》平时了解读者，与读者交流多吗？
康：杂志是肯定要与读者接触交流的，但对于读者的审美爱好是不是在变，变成什么样的了，我们没有把握，应该承认我们不是十分了解我们的读者群。因为现在媒体那么多，信息渠道那么多，报纸、广告、电视、互联网……好像一切都在变，我们摸不准读者现在的口味。
记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改版，那它对《小说家》影响大吗？
康：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发行渠道是比较好的，反应很快，我们一发现发行不行了就马上往回抽，所以摆动不是很大，损失不大。这次改版后我们发现，期刊有一定稳定性，特别是老杂志，读者群是比较固定的，有的读者跟踪了我们20多年。他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欣赏审美情趣，就是爱看小说。再说，现在别人都在变，小说相对少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做小说，明年主打小说。
记：你觉得要办好一本杂志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康：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有品牌意识。第二是要做专。不要一味地抢大蛋糕，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守着自己的地盘，做好做精做地道。以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精致，越来越细分。第三，杂志要稳定，要有所坚守，不要乱动。
记：那你是不是觉得杂志还是不要改版的好？
康：也不是说不能改版，就像《小说家》改版，如果当时一直坚持下去，虽然失去大量老读者，但慢慢发展，也会培养一个新的读者群。但这样周期长，难度是比较大的。不过改不改版都是一家之说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记：那么以后《小说家》还会变吗？
康：当然。杂志总要变化才有发展，事实上我们改版的部分内容保留下来了，我们以后还会不断进行微调，走向年轻，走向精致，明年将推出“大学生小说”栏目。但我们近期都不做大的改动。
记：你作为已改版者，对于明年将改版者有什么话说吗？
康：改版要谨慎。
夏商（以下简称夏）：《作家》的改版主要是在形式上的，比如采用进口铜版纸和牛皮艺术纸，彩印，篇幅没有变化。价格从7元提高到14．8元，涨了一倍多。稿酬也从原来的每千字五六十提高到千字百元，差不多是文学稿酬之最。目前发行有了大幅度的提高，改版前一期也就发个万来本，改版后第一期就卖了6万本。但因为前期投入太大，现在还没有赚钱，主要是靠广告撑着，发行是赔钱的。如果形势好，预计两到三年能收回成本。
记：有人认为《作家》已经不是纯文学刊物，是时尚杂志了。
夏：那些人没看《作家》。我们现在发的都是纯文学作品，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的小说，三分之一别的文学样式，散文诗歌一类，三分之一策划性较强的东西。以前我们是有什么用什么，现在更强调策划。文学期刊的改版通常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像《作家》、《母语》这样，向时尚杂志靠拢，一种就是多发纪实性作品报告文学或与现实生活比较贴近的小说，像《中国作家》一样。我们走的是第一条路。有人认为这两种形式都有损纯文学本身的品质，我想是他们关于“纯文学品质“的定义错了。文学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谁说纯文学就高人一等，就该当被人养起来？
记：明年又有多家文学期刊准备改版。你有何看法？
夏（不以为然地）：现在文学刊物的所谓改版，都只是在旧体制内运作，与《作家》的改版是两回事。再说了，文学期刊改版是为了生存吧，我想中国那么多文学期刊，用不着都求生存，全国的文学刊物，有十本也就够了。十本都走市场，和体制脱离，这样没准还能出些好东西。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学期刊活不下去，而是用不着活下去。现在期刊太多，到处都闹稿荒，作家发表作品太容易，一方面使刊物掉价，什么破稿子都上，读者不爱看。另一方面使作家之间没有竞争，不认真去写好东西，也有的人并不合适写小说，但偶尔发了一两篇，作家梦一做就是五年十年的，这不是害人吗？
记者：去年你们改版的动作挺大的，而且好像目标很明确。
李师东（以下简称李）：我们的目标就是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分门别类。以前文学不就是传统四大件吗：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，什么文章都往这四个框框里套。上次改版的核心是改文体，不再用四个套子限制作家。《人民文学》明年将要进行的改版思路与我们的差不多。
记：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？
李：我们把所有作品分为三个栏目：“说话”这个栏目发表对话、杂感、杂记、评论等理性的文字。“写实”栏目发表小品文、日记、随笔等相对比较真实的文字。“小说”还是独立版块，因为加了两个印张，封面、装潢也有改进，所以价格从4．8元提高到6．3元。
记：改版效果怎么样？
李：我们的改版还是很平稳的，发行也差不多，略有上升，基本上没什么波动。最主要是办刊的感觉不一样了。以前办杂志一点没脾气，作家给什么稿子我们就发什么，我们的作用也就是繁荣文化市场，培养新时代作家，保证他们的作品有地方发表。而改版后突出了编辑的主体性操作。我们根据读者的要求主动找作者并引导他们创作。杂志体现的是办刊人的想法、理念和品位。
记：明年你们还会调整吗？
李：改版还会继续。明年这三大版块也取消了，所有的作品不加任何界定和分类，就让作品自己说话，这样不是人为地画地为牢，作家创作更自由。明年分“实力”、“成长”两块，前者发已成名作家的作品，后者推出新人。
记：世纪之交文学期刊纷纷改版，你怎么看？
李：现在改版有两个极端：一种是原班人马，还是在圈子里跳不出，形式改了，本质不变，改了等于没改。还有一种改得面目全非，像《母语》已不是文学刊物。另外必须说明一点，改刊要按需进行，人们习惯在年底或世纪之交改版，好像杂志每年都要刷新一次，这是不懂办刊的表现。杂志要求稳，求风格，而不是求新。当然，如果是整个办刊思路调整了又另当别论了。
记：《湖南文学》改为《母语》的过程中和改版这一年以来，好像一直压力很大？
王静仪（以下简称王）：我瘦了二十多斤。而且我自己也是搞创作的，但这一年我没写一个字。直到现在我还是全国省刊中最年轻的主编，《湖南文学》一年才三万元，在编四个人要吃饭，要出刊，那时我全部的工作不是办刊，而是拉赞助。后来停发了半年工资，真的养不起了。我在《湖南文学》当总编的第六个年头决定改版，我们也是实在活不下去了。只要有一口饭吃，我也不愿动的。
记：说说《母语》改版的具体情况吧。
王：《湖南文学》改为《母语》后，五个印张改为七个半，一般书写纸改为进口铜版纸，还因为配送多媒体光盘，价格从五块八涨到二十块。既然开始走了，路还得走下去。明年八个印张，不配光盘，促销价九块八，正常定价在十五元上下，具体还没有定。
记：去年开始改版时就有人断言你们是自取灭亡，事实怎么样？
王：事实上销量比以前大，《湖南文学》也就几千份，与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不过我们暂时也没赚钱。原来的读者被淘汰了，要开发新的阅读群体和阅读口味，期刊的培育期最顺也要三年。我们去年一年至少把《母语》的品牌打出去了，下一步是继续开拓市场。
记：大家都说《母语》现在已经不是文学刊物了。
王：我们的目的就是不做圈子刊物。文学是个小圈子，艺术面宽一点，但还是一个圈子。《母语》现在偏重于艺术，所以我们改得还不够，以后还要更社会化。我真的不想做纯文学，你想想，全国有两百多家文学期刊，简直比作家还多。文学的市场还在萎缩，我们不想再抢这块臭蛋糕。
记：你怎么看文学期刊改版热？
王：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近年来的文学期刊改版热可以提高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。纯文学刊物曾经是生长寄生虫的地方，国家养着一帮闲人，那些拿固定工资的专职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我现在意识到，多数文学刊物改版还不仅仅是生存问题，其实是个理想问题。办文学刊物的其实多少有点理想主义，如果真是他挚爱的美好的事业，就是穷点、苦点大家也会坚持的。可现在他们是对文学怀疑了，对办文学刊物这项事业怀疑了。为现在这种质量的“文学作品”付出时间和心血值不值得？有人指责《母语》不是文学刊物，因为她每期只发一两篇小说。可事实是，从去年前年起我就每期为稿子发愁，觉得该发的也就一两篇。我现在只是不再发那些不该发的。 关于文学期刊的生存困境和改版热潮，现在是仁智互现，我们希望通过这篇小文章，一方面给已经走在路上的人们鼓鼓劲，让他们不至于太寂寞，另一方面给将要出发的人们指个道，提个醒，祝他们一路走好。不管怎么说，文学是美好的，如果今天的文学表现得不那么美好，那不是文学本身的错。
